“服装产业供应链最强是在广州，但好的服装设计却要到去深圳找。”
“我们很多服装发布要去意大利，就算中国企业想抄人家的设计，也抄不过来。”
抛出这个话题的，是中世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山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实验中心副主任戴欣与省人大代表、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近日之间的一场对话。
传统产业在广东制造业构成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发挥着“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如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激发产业新动能新活力？南方+记者旁观并整理了这场对话。
买便宜货在广州，好的设计款在深圳
戴欣提到，虽然广州是服装产业土壤最厚的地方，但是设计师很难在广州规模化成长，要想买好的款式设计，要去深圳南油找寻。
谢泓抛出自己的疑问，那为什么设计师不愿意待在广州？
戴欣答道，因为设计价值在广州难被产业尊重。三大服装批发市场，大多相互抄袭，怎么便宜怎么来。于是同质导致低价，低价导致劣质，竞争恶性循环。行业形成的共识是，想买便宜的可以在广州，好的设计款则要去深圳。一大问题在于现有产业格局运作模式，设计师的原创难以被保护，创造的价值容易被窃取。
“那深圳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吗？”谢泓不解。
戴欣说，服装的知识产权的确很难鉴别和保护，但深圳至少做出要想办法有所保护的姿态。而且深圳是花了很大资金扶持时尚产业，包括推动深圳时装周等活动，设计师落户有补助，对应的园区也有相应配套。在深圳举高科技大旗创新发展起来后，也意识到还需要时尚人文的亲切和温度。而广州纺织服装一直是野蛮生长状态，因为脏乱差，政府总想着怎么管理你，限制多过扶持。
“那为什么广州的设计师喜欢抄来抄去，深圳不会吗？”谢泓又问道。
“深圳也不是不会，只是深圳各家都很小心尽可能保护自己的新款。”戴欣说，更重要的是，深圳小设计官推新设计款变现机会比广州大。广州没能有南油这样的设计师聚集地，就缺乏规模化市场服务帮助设计师变现机会。此外，深圳商务人士比较重视形象，广州的土豪老板穿个拖鞋，闷声发大财，设计师在深圳更容易找愿意为设计付费的市场。
和意大利相比，我们的设计差别在哪
说起服装产业设计，行业无人不知意大利。
谢泓说，现在意大利制造业比不过东亚，于是转型时尚之都、展览之都、品牌之都，向附加值更高的环节迈进。在米兰时装周期间，整个城市都是展馆，把设计化整为零，公共空间都是各种创意设计，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喜欢建一个全球第一的展馆，所有的设计都在这里。
“如果主政者觉得，创意设计不会直接创造税收，可能就不重视。”谢泓分析。
他又继续说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服装产业要去意大利呢，以前意大利一年开四次发布会，现在一年开8次；中国企业都要去抄，但就是抄也抄不过来。
即便是请意大利设计师来，还是不成功。谢泓分析，因为广东的服装产业是基于交易，而意大利是以展示为主，设计师在那里展示他们的产品，在城市的每一个空间中充分展示。
“我们还是货的概念，瞄准的是交易；意大利瞄准的是设计、展示的是品牌。”谢泓说，一个面向的是工厂，一个面向的是观众，对象不一样，导致的理念也不一样。
如何让全球设计师，来中国做时尚发布
“我有一个想法，让广州变成为时尚设计中心。”戴欣说，可以吸引欧美设计师来广州，因为来一个月就能赚一年的钱。
服装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般的答案是库存积压。但戴欣的答案是，做样衣的成本太高，以至于抑制原创设计。
做样衣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不只是一个简单设计实现问题，一方面，做样衣需要高效齐备材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一方面，服装稍微复杂一点就要涉及众多加工环节，包括印花、绣花、钉珠、亮钻，等等。
这些环节，广州才有这么细致的分工，国外很难做到。比如说，在广州从找材料的成本，是意大利1/50，打版的成本是1/100，一位意大利设计师在广州呆一个月，就能把他脑海中关于本土文化时尚设计的想法高效低成本地变成样衣。
进而，广州的快反供应链，可以根据需求，小单快反生产，再通过跨境电商等通道和物流，帮助国外设计师向其本国销售，助力其发展事业。在广州做好款式设计开发，就会顺势走秀发布。
“这样一来，全球的设计师，都愿意来中国且做时尚发布，广州就变成国际时尚中心。”戴欣说。
谢泓接过话说，产业的发展，看你把什么放C位，前几年广州打造“电商之都”，但是很多人才都跑到杭州去了，因为要素在杭州，来了就给想要的；又比如苏州，去到的人才，就被当地列为人才储备库。20多个部门一起发文，农林牧副渔都有人才政策，企业还没去沟通服务，随时去随时支持落地。但广州还是喜欢看到现成的才动。
“亏本的事情就要政府做”
“很多东西，表面上是产业，其实还是制度输出的结果。”谢泓说，一些理念的分野，其实也是制度输出的结果。
他说，为什么全球锁业都要在小榄设计中心。因为一旦某配件订不到货，就会影响整体供应链；而开一个模成本很高，后来几十年前，政府花了2000多万，打造了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集中开模、打版。
“亏本的事情，或者没有供给的事情，就要政府做；市场能有供给的就市场来做。政府就专门做亏本的事情。”谢泓说。
谢泓也抛出一个现象：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英国，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却爆发在德国？
他回答说，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围绕棉花有了纺织、蒸汽机，英国变成了交易市场，发展期货、金融、保险和法律等服务，比工业品还赚钱。
但是，德国学什么呢，围绕制造，精益求精，把工匠的技能嵌入到社会体系中。“这背后也是一种制度输出的结果。”谢泓说。
戴欣若有所思。他说，未来把国外的设计师也吸引到中国来合作共赢，且更主要是帮助其开创事业，并赚得更高附加值的设计品牌收益。而中国继续做好服务和生产供应链的工作，同时也培养本地的设计氛围。
“现在不是我要去抢你们的饭碗，而是支持你，大家一起赚钱分钱。”戴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