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服装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较早的产业，近年来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外迁压力和经营发展风险，政策如何应对，企业如何突围，值得高度关注。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已超600万。欧美部分遭受疫情侵袭的发达国家已经启动复工，但距离遏制住疫情尚有不小距离;与此同时，疫情的第三波高潮已经侵袭至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防控能力薄弱的不发达国家，预计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上升。在渡过国内供给侧冲击的第一道关卡后，中国经济正在迎来第二道关卡，海外经济暂停、贸易活动萎缩、失业上升的影响将通过产业链反馈至国内。
纺织服装行业承载大量就业，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地位。服饰是受经济景气程度影响较强的可选消费品，疫情之下全球服装消费大幅下滑，订单大量取消，对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外需冲击。我们前期报告《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评估》的研究发现，纺织服装产业的外需风险敞口较大。近期，工信部亦指出，纺织行业特别是中小纺织企业经营存在较大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纺织服装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较早的产业，近年来还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外迁压力。在外迁、外需的双重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将如何变化，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哪些风险压力，政策上应当如何应对，值得高度关注。
图表1 服装出口大降，防疫物资推动纱线织物出口骤增
资料来源：Wind，京东数字科技
纵向看：产业外迁压力近年来加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1年—2010年期间，“入世”后的外贸需求驱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加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中心。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布产量从290亿米上升至907亿米，纱产量从761万吨上升至3733万吨，化纤产量从841万吨上升至4886万吨，均为全球第一。
图表2 本世纪中国纺织服装生产历经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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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京东数字科技
2011年—2017年左右，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进入平台期。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迁移。期间，纱和化纤的产量增速较前十年显著放缓，布和服装的产量整体上出现了震荡下行的趋势。
2018年以来，产业主要产品产量负增长，衰退迹象凸显。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纺织服装商品受美国加征关税威胁，企业利润受关税挤压;另一方面，环保限产政策不断出台，产能受限，合规成本大幅上升，污染较高的纺织印染首当其冲。
在此背景下，企业较以往更有动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迁往关税较低、对承接产业发展有迫切需求的地区，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其中成品服装生产主要转向越南、孟加拉国，以及土耳其、摩洛哥等新兴经济体。例如，美国品牌耐克(NIKE)和盖璞(GAP)在华生产仅保留了23%和21%，优衣库(UNIQLO)则正在实施让越南承担40%生产的计划。受此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几乎腰斩，从2003年的7.5%下降至2018年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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